先从崖州客语群的日常穿戴说起。

一方百姓的衣着，与他们所处的地理、气候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笔者一直想弄清楚，客语群的祖先们在南迁过程中的服饰款式如何变化？移居崖州后的衣饰又是什么模样？但由于实物与资料都缺乏，所以一直是一道无法解析的难题。不要说古代的情形已经难以窥探，便是晚近如清末的客语群服饰，能存留下来的也已属凤毛麟角，很难寻找。只是根据所搜集的崖州传统民歌中，倒有几首蕴含着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有些混乱甚至相互矛盾，但那几首老崖歌仍很值得珍惜和重视，因为它们多少涉及了崖州客语群历史的服饰和服饰的历史。

下面是两首古旧的摇篮曲（俗称“摇侬歌”）；笔者在婴儿时代就听着母亲吟唱，长大后又听她唱着摇大了弟妹。歌词平白如话，不事雕饰，资料性很强：“竹竿打水两边分，崖州水鼎通感恩；藤桥三亚人穿裤，感恩北黎人穿裙。”此中唱到的水鼎、藤桥、三亚，都是崖州故地。感恩、北黎在崖州的西北方向，属于另外的县治地域。所说之“裤”和“裙”，当是女子的服饰。由这首歌可以推想：过去的崖州女子是穿裤不穿裙的。

但另一首“摇侬歌”却又别持一说。它先唱了如何“通（捣）布”，唱了“侬”（晚辈的自称）将把这布“捧”走。接着唱道：“捧去底？捧去后园给母二。缓缓跪下轻轻起，勿作红裙?I草籽。”最后一句唱到“红裙”，似乎崖州女子又曾穿过这种服装。

如果歌中反映的情况属实，也应是很早的事了。“早”到什么时候，则说不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中老年妇女，还有她们的母亲、祖母，都未曾穿过裙。她们把裙子揶揄为“单脚裤”，觉得把两条腿置于一个“裤筒”里是件很别扭的事，那样也容易“春光乍泄”，委实不雅。但近年来，有的进城打工或读书的晚辈把裙子穿回村里，她们也能接受了。新生代的服装款式已是“与时俱进”，五花八门。老一辈也不时接受自己尚可容忍的几款新式衣服，但大体上仍按传统着装。“祖母”级人物的观念相对地更保守一些；她们的装束大多还是老一套。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演进，这些传统服饰已为年轻一代所拒绝，将很快地隐入历史。

裤子。裤子的款式看上去并无男女之别。裤头很宽：可贴着肚皮向左或向右打一个大折，再用裤带拴住。裤带不外是一道麻索或布条：在一头打个死结，卡住一枚方孔钱，再将另一头拦腰绕过来，缠在铜钱上，就把裤子好歹给拴住了。那个油光可鉴的铜钱既是裤带纽，又是装饰品，还是“吉祥物”--所以把它缀在肚皮上，是经过一番考量的。裤裆很长：在里面塞一只猪仔应有足够空间。把裤头往上抽，朝裤带下方一折、一卷，可临时在里头藏些小物件，如槟榔、烟丝、钞票等。其裤筒也很宽松肥大，风一鼓就像两只憋足了气的“天灯”（孔明灯）--此为传统的唐装长裤：老家的客语群称之为“封头裤”。现在，老人都极少穿这种裤子了，故难得一见。最近返乡，想找它拍照，却遍寻未获；后来，叔母才好歹帮笔者问得一件。量其裤头好宽，周长足有1米多，看似为至少300斤以上的大肥佬所特制，但其主人实为一不足百斤的瘦子。

由于“封头裤”同裤带的关系并非那么密切，若不慎而致两相脱离，则有当众露丑之虞。于是，人们后来在它的相关部位来一番改造，把裤带缝进了裤头，并于前面预留出一截带子，以便勒紧腰部。这种“裤”与“带”相连的裤子，名曰“抽头裤”。除“抽头”之外，它的裤裆、裤管与“封头裤”并无太大区别。该款式利于散热通风，与崖州的炎热气候是密切相关的。在盛夏，身着长裤已嫌太热；且它也不便穿下地（特别是水田）去劳动。于是，人们另外设计了一种其长仅及膝盖的短裤，在家或劳动时便穿着它，此即本节开头说过的“裤?”。“裤?”也有“抽头”和“封头”两种：但它同长裤一样，并无明显的男式女式之分。

上衣。两性着装的差别在于上半身。男式上衣被称为“士褡”。大都是“四袋八纽”，对襟；左右前襟的上方、下摆各有口袋两个，下袋比上袋要大得多。襟上八纽均为布料制作：右边一排呈蝌蚪形，套入左排的扣圈。竖领；也有无领的。袖子比较狭，与肥大的裤筒正是大异其趣。有长袖、短袖之别，短袖者即为“褡?”。另有一种男式长衫，竖领，布纽，右侧是开襟；长至脚胫中部，下摆开叉。这是过去的“父兄”才能穿的。

俗称“大钱褡”的女式上衣，款式大体相同，只是袖子有长有短；老式女衣的袖筒很宽，新式的袖筒则也像“士褡”那么狭。纽扣同样是用布制成。右侧开襟；下摆较长。这种设计便于给婴儿哺乳，而蹲下小解时，下摆又刚好遮住屁股。这种衣服，与我们可以经常在影视上看到的清朝女装大致相近。老妇的衣服一般无领，也相对宽松。年轻女子穿的则设有竖领，较为紧身；一些做工精细、讲究的衣服，袖口、襟沿上都饰有美丽的花边。而作为上衣的“附件”，她们的前面还挂着一张类似围裙，但比围裙稍窄而短些的布兜，客语方言称之为“挡幅”。“挡幅”用于遮挡胸腹，颜色大都较深，佩戴者中青年女子；老妇人也有戴它的。姑娘们对它的重视更甚于衣服；她们的挡幅最为艳丽、漂亮，布料与花边都经精心染织，制作上也下足了功夫。在大型的乡村社交活动中，女子们把最美的挡幅挑出来带上，相互攀比、炫耀，或交流制作心得。总之，挡幅成了妇女们衣着的一部分，也是她们最廉价又最重要的装饰品。

笔者推想，“挡幅”的产生首先应是劳动的需要促成的。由于妇女的生产分工（如插秧、割稻等）使她们的前襟容易受到污泥的沾染和谷穗的摩擦，所以弄一块布在前面挡挡颇有必要。久之，这块布就衍化成了今天的“挡幅”。其次，那时没有乳罩；若有奶水渗透衣服，自然很不雅观；有了挡幅，就不会因此而受窘了。再者，“曲线”、“性感”一类今天看来很是“时髦”的东西，在过去却被视为“妖淫”、“浪荡”、“无耻”、“挑逗”；而“挡幅”可起“减震”作用，让封建“父兄”们闭上鸟嘴，也多少增加了自身的安全感。由一张小小的、不起眼的“挡幅”想开去，可知“需要”与“观念”乃是人类一切创造（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前提、缘起与依据。现在，生存环境与精神生态的改变已使“挡幅”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所以它也像上面介绍过的旧时服装一样渐渐式微了。

发。崖州客语群女子未婚前留着柳海（客语方言称为“毛掩”），将头发编成一条垂在背后的长辫。完婚即盘成脑后髻，在髻上横贯一支簪（俗称“花通”）。夫人大都缚着头巾。头巾通常染成蓝色，宽约20厘米，长约1米。纵向叠成两层，从前额挽向后脑勺，于发髻的下方打一个活结。也有把整条巾都盘在头上的，但这样的头巾长度就远远不止1米了。记得童年时，邻居有位远嫁崖城的老妇不时回来探亲，她的头上就盘着一条好长好长的黑布巾。她爱嚼槟榔，牙齿都被渍成了黑色；因此把自己的头巾当成槟榔、石灰、蒌叶等物的储藏库，“库”中还有若干钱币。青年女子则较少束这样的头巾；她们对头部的打扮自然要比中老年妇人要认真、复杂得多。如《崖州志》在介绍素馨花时，就说到“闺阁晚妆，摘其蓓蕾，以彩丝穿花心，绕髻为饰，在髻上盛开。见月益光，得人益馥。”又上文引用过的一首传统崖歌，也有“早起梳头讨花插，见花凋零抱花啼”之谓，可见昔时的崖州女子还是颇有情趣的。如果说以素馨“绕髻为饰”只是高雅的大家闺秀所为，则歌中所指“讨花插”的姑娘，当属普通的小家碧玉了。但到了笔者这一代，已看不到类似的状况。“头戴凤冠”、“头插金簪”这一类崖州叙事民歌中时有所述的事像，笔者未曾见识过。盖因这种打扮不仅需要钱，更需要闲情逸致。若竟日为生计奔波劳碌，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的，也就完全失去打扮的兴趣了。

鞋。由于天气炎热，冬短夏长，故鞋、帽在崖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很低。平时脚下穿的，多是木屐；头上戴的，多是竹笠。竹笠俗叫“打狗笠”；据称这种笠可用于防狗咬，故名。它以较细的竹篾编成：分里外两层，中间夹着山葵叶，状似天坛祈年殿的圆顶。木屐俗称“山屐”，大都是用质地较为轻、软而便于加工的苦楝木削成。屐后跟与皮鞋后跟相似；屐底其余部分削成一个约120度的钝角。走路时，后跟与角尖触地；屐体沿着钝角的一条边自然地向前倾斜，比穿板凳似的日式木屐省力多了。原始的屐耳用槟榔叶柄包皮或裹着椰子叶柄的那层俗称“椰子布”的黄褐色麻状物制成，到笔者童年时则已改用废弃的汽车内胎。记得那时一双屐的价码是二角五分钱，这对我们而言已是一笔大数目了。

女式鞋有两种。一种只有鞋帮，不包后跟，较为简陋；另一种则是完全的绣鞋，上缀花草，做工很讲究。男式布鞋就没那么精工了。所有的鞋都是平底的，且通常用“椰子布”纳底，以厚布为鞋面。最值得一提的是用牛皮制作的一种简易鞋子，客语方言称之为“皮?”。它不过就是一张脚板大小的牛皮，前端有皮圈套住两个脚趾，另设带子系住脚背、脚后跟。穿上它赶路，既轻便又凉爽。笔者所以特别提到它，是因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皮履》中写到“交趾人足蹑皮履，……以皮为底，而中施一小柱，长寸许，上有骨朵头，以足将指夹之而行。”所言迹近崖州之“皮?”。二者有何联系，颇值得研究。而今，此物已隐入历史，很难见到了。

以上即崖州客语群传统的日常穿戴情况。

大约上世纪初叶，革履、西服始传入州境，被称为“洋装”。革履叫做“革皮公”；洋装上衣称“大扳领”，裤为“洋装库”。客语群将这种舶来品作了“分割”取舍，用其裤而弃其衣。究其原因，笔者想倒不是嫌“红毛番”的“扳领褡”难看，乃是由于普通人买不起它，而它的做工又颇不简单，一般裁缝难以仿制；更重要的是这种上衣并不适合崖州的炎热气候。“革皮公”也出于相同的原因难以推广。洋装裤和西式衬衣却被消化吸纳了；因为它们比较容易服崖州的“水土”，且制作技术不像“扳领”那么复杂，乡村的裁缝经一番学习就能掌握；所以它们得以迅速普及。在笔者的童年即1950年代，村里的“车衣师傅”已能熟练地缝制衬衫和“洋装裤”；该裤式样也有了男、女之分，但衬衫却只有男式的。长度仅及膝盖者称“洋装裤?”；它于上世纪20年代曾在崖州乡间时髦过一阵。这几种“舶来”的衣着形式的受用者照例多是年轻人。它们同传统的“士褡”、“大前褡”、唐装“封头裤”和“抽头裤”一起，构成了一段时期天涯农村日常穿戴的主流。但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穿衣同吃饭一直是严重的问题。国家生产的棉布无法满足需要，只能限量供给。农民们必须自己动手织一些布，以缓解供求的紧张关系。而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他们大都是靠手工的纺织艰难地自己制作衣料的。

那么，这些衣料用何物制成？又有哪几种？

笔者想把目光投射到历史的更深处，看一看生活在天涯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是怎样解决穿衣问题的。只是古代的“朱崖州”作为孤悬海外的绝域荒岛，信息很难反馈到中原；它离统治中心又如此遥远，也就勾不起史家们太大的兴趣。相关记载甚少。

《禹贡》有“岛夷卉服”一说。屈大均《广东新语·葛布》做了引述，称：“传曰：岛夷，南海岛上夷也。卉，草也。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之布。”所谓“南海岛上夷”，指的应是海南岛上的黎族先民。若然，则《禹贡》当属最早涉及海南先民衣着状态的古籍了。《史记·货殖列传》写道：“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依注家所指，“布”即“葛布”，是用藤本植物“葛”的茎皮纤维织成的，也即《禹贡》所说的“卉服”。从行文看，织葛布的地域当涵盖儋耳，即海南。《汉书·地理志》（下）把上引太史公的最后那句话照抄过来，接着写到海南先民的服饰，说：“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孙幸任珠崖太守时，因“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贡郡，杀幸”的民变。由引文可知：当时用做衣服的材料有三种，即：一蚕丝织品；二麻织品；三广幅布。如此看来，汉朝儋耳先民的衣料来源，较之《禹贡》产生的战国时期以及司马迁时代要丰富得多。这三种衣料曾在先民们的生活中发挥过自己的作用，但后来却在以“需要”和“可能”为前提的社会选择中各归于殊途，并先后式微、绝迹了。因具体资料较为欠缺，故相关细节已很难查究。笔者从几部古籍中分别找到了若干简单的记载，加上自己的见闻和所作的田野调查，进行一番拼接，由是凑成了这数种衣料从蔚起到消亡的粗略的“路线图”。

先说蚕丝织品。这种衣料，乃是华夏先民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自汉唐始，它就通过海上与陆上的丝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张美丽而华贵的“名片”。《汉书》说珠崖“女子桑蚕织绩”，可见这里的先民也像中原一样，很早就懂得养蚕抽丝织绸了。据《唐太和上东征传》所记，当鉴真大师于天宝年间东渡日本途中被台风刮到振州（即后来的崖州）时，曾看到这里“一年养蚕八次”。但后来，丝绸的织技与生产却都只兴于岛北，而衰于岛南了。笔者分析，这可能与棉花的传入和在天涯的大面积种植有关。故清初大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棉布》中写道：“崖州多织棉。儋州多织丝。”《崖州志》讲得更明白：“女子不事蚕桑，止织吉贝。”（《风俗》）“……州民只织吉贝，绝少养蚕。间有养者，供作?具，无与纺织之用。黎村养者，能为丝绒。然粗仅备黎裙而已。”（《昆虫类》）在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一书中，笔者也偶在黎族的贸易物品清单上看到“天蚕丝”的名字。可见晚清时期的黎族地区仍有人养蚕抽丝。笔者于1970年代采风中，搜集过一篇黎族民间故事，此中讲到“甘工鸟”如何用“丝绒”做窝，而此窝殊难碰到，会给有幸看见它的人带来好运。足见丝绒的出现已有久远的历史，但一直很稀罕，且被视为神灵之物。诚如前面引文所言，黎胞制作的丝绒仅仅用于刺绣筒裙上的花饰，未曾拿来织造过丝绸。崖州客语群则连蚕都很少养。笔者儿时曾用蓖麻叶养过蚕，但那只是当宠物玩的，与纺织无关。总之，在我们目光所及的历史范围内，天涯住民所使用的衣料中已没有丝绸，只有麻布和棉布。而棉布又有木棉织品与棉花（吉贝）织品之别。

其次说麻织品。从《尚书·禹贡》等古籍的记载，或可肯定麻的使用历史比丝要早些。它也许是从粗陋原始的树皮衣衍化而来，当初不过是简单的披挂物。然后，人们慢慢懂得了将纤维与外皮剥离，使以它编出来的“衣物”更为柔软、舒适；再后才是把纤维掰成丝，织成布，并且学会了种麻。由《汉书·地理志》得知，珠崖、儋耳的古越先民们已经把苎麻视为一种主要的农作物，将它与“禾稻”并列来耕种了。种稻为食、种麻为穿，都是与生存交关的大事。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114条《?子》写道：“邕州左、右江溪峒，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细长为?子。暑衣之，清凉离汗者也。”这里所说的“?子”，或即《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说的“兰干细布”；至少二者是同类。注家称：“兰干，獠言?。”而“獠”即“僚”，是封建文人对黎族先民的一种歧视性的蔑称。笔者分析，黎族呼“草”为“干”，与古代僚人对?麻的叫法相通。上引周文所说的“土人”当为壮族。而壮、黎是同宗共祖的。他们种一样的?麻，应也织相同或相似的布。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葛布》中谈到一种“苎霜布”，又在《蕉布行》一诗中写过“花?白越细无比”的句子，这都与“?子”或“兰干细布”相关。崖州黎族是否也织过此物？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也不好妄下定论。但笔者相信黎族曾织出过上好的麻布，不管这布叫什么名字。而崖州黎族的相关技术，对客语群又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海南与广西的地理气候相仿，所植之麻应即同一品种。《崖州志》“物产”一栏也写到麻，称它有“青、红、白三种。白者为佳。”此中所谓“白者”，可能就是周去非笔下的“苎麻”。笔者在乐东老家也见闻过“青麻”、“坡冥麻”、“厚皮麻”等。其中，“厚皮麻”是从“厚皮树”上剥下的内皮，的确呈红色，该即志书中所指的红麻了。他们都曾被用于织布。但这些麻大都采自山野（笔者向二舅了解过他的剥麻生活），记忆中也有人工种的“青麻”，可是为数不多。或许是因为人口日增、耕地日缺的缘故，《汉书》上说过的，大量种植苎麻的生产生活不知何时已趋渐停滞。然而麻的需求量仍然较大，野生麻数量又有限，于是从岛外购进一部分，是谓“精麻”或“青蓝麻”。1950年代中，童年的笔者仍见过此物，朦胧记得它呈黄褐色，像一捆捆干柴。因无相关资料，不知“精麻”是何时上岛的。据笔者的调查对象二舅植生公等人的回忆，它的售价是8分钱一斤。1960年代之后，它才渐渐销声匿迹。除此之外，在其它地方亦有取菠萝叶中的白色纤维织布者，称“波罗麻布”。《儋县志》说它“所在皆有之……其出定安、文昌者犹佳。细者如轻绡雾?。”但《崖州志》并无类似记载。童年时，笔者见过大人这样剥取过菠萝叶中的纤维：先把它割下，在水中沤烂；取出，用圆滑的碗口边沿慢慢刮去已烂的肉质部分，剩下的就是白色的纤维了。但此物似是被少量地拿来掺在棉纱里发挥有限作用的，未曾看到专门以它制作的织品。屈大均所说“出琼山、澄迈、临高、乐会”的、“轻而细”的“美人葛”，以及“蕉布”、“竹布”等，在崖州也都不曾留下什么痕迹。

笔者虽无缘见识“蕉布”，但对用于制作蕉布的蕉麻，却十分熟悉。小时候，常从芭蕉茎上把它剥下，接成长长的绳子，拿来放风筝。其纤维远不如“厚皮麻”坚韧，也不似“波罗麻”洁白，但它量多、易采。因此，很早就成了中国南方先民们重要的衣料来源之一。西晋人稽含《南方草木状》（上）说到：“此（甘蔗）有三种：……种大如藕……其茎解散如丝，以灰练之，可纺绩为??，谓之蕉葛。”同时代的左思（约250—约305）在《吴都赋》中也写到“蕉葛升越，弱于罗纨。”两文中之“蕉葛”，皆为布类；因源自蕉麻，质地较次，故远不如罗纨之耐用。从蕉麻到蕉布，首先要经过一道工序，即稽文所说的“以灰练之”。清人李调元在《南越笔记》（五）中进一步说明：“……以蕉身熟踏之，煮以纯灰水，漂?萘罡桑?酥??肌！苯幼庞种赋觯骸肮闳似闹亟恫迹?龈咭?⒈Σ椤⒐憷?却逭哂让馈！绷碛凶柿媳砻鳎?＝ㄈ艘灿谩盎伊贰敝?ǎ??堵榧庸こ伤柯埔灾?肌？梢酝葡耄?魑?＝ㄒ泼穸?志佑谠?愣?厍?难轮菘陀锶海?欣碛伞⒂刑跫?龉?庋?氖隆Ｌ剖?似と招菰?从小吧?溆胪掺。?瞬坏浣兑隆钡木渥印？杉?堵橹?贾埔轮?伲?诠糯?哪戏皆??跷?毡椤Ｖ皇谴耸略谘轮莼估床患暗巧现臼椋?敖恫肌币丫?弧凹?床肌碧蕴?恕?/span>

再次是广幅布。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葛布》中说：“古时无木棉，皆以细麻为布。惟粤之苎则自上古已有。”此说在中原一带当然不错。但就木棉花漫山遍野的海南而言，这种说法就不确了。

在海南，木棉布的制作历史或许同对麻的利用一样悠久。木棉也叫红棉、英雄树、攀枝花。而笔者故乡的老百姓则习惯称它“芒棉”。它是一种大乔木，早春时节叶已落尽，满树花开；花有碗口般大，颜色淡黄或深红，极之艳丽。在海南岛中、南部的山区或半山区长势尤旺，常相拥成片；春节前后，但见树树凝焰烛天，山山云蒸霞蔚，非常壮观。它的木质较软，或许是为了自卫，树皮上便突起许多方孔钱大小的尖硬疙瘩，俗称“芒棉钉”；因为此“钉”质地较轻又不易变形，乡人常取它雕成鸽哨的进气口。果实呈香蕉状，干后开裂，中有棉絮。专家们都认定其“纤维无拈曲，不能纺纱。”《辞海》相关条目即持此结论。屈大均《广东新语·木棉》也说它“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在通常情况下，上述说法都对。但海南岛的黎族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他们确实是以简单的纺锤将木棉絮纺成了纱，并织成了布。这种布洁白、保暖，还能防水。笔者推想，《后汉书》上所说的“广幅布”，应是用纯木棉纤维或用它再加上苎麻纤维织成的。这种制作工艺延续了近两千年。直到1950年代，以木面纱混着麻线织成的黎被还温暖过笔者的童年。既可为被，自然亦可为衣。《崖州志·花类》也写道：“木棉花……老则折裂，有絮茸茸。黎人取以作衣、被。”该志书的编篡者与黎胞同处一州，其记载是可信的。在衣、被方面，崖州客语群曾多年受惠于黎胞，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是曾经盖着黎被过冬的。

好多古籍，甚至包括海南本地的古籍都把木棉混同于“吉贝”，进而混同于陆地棉或海岛棉。如《儋县志·木帛类》云：“吉贝布，系纫木棉花絮所织者。”而《崖州志·花类》则认为“木棉花，有二种。”并把“吉贝”归为其中之一种。其实，木棉与吉贝是两码事，不可相淆。木棉乃“土著”，大都是野生的。吉贝则是从南亚传入的陆地棉或海岛棉，即普遍所指的“棉花”，而“吉贝”是它最早的名称的译音。但究竟是译自梵语、柬埔寨语还是马来语，则诸说不一，无从考辨。笔者认为，棉花应是首先在崖州（古振州）登陆，然后才逐渐北上，并渐渐向大陆内地扩散开来的。理由有四：一是崖州客语群一直称棉花为“吉贝”，到现在还是这么叫。只是“吉”的发音近乎“gei”，类似粤语；而“贝”的发音则近乎“bua”,这又是纯粹的崖州客语方言。对棉花这个古译名的保留，表明它初次登陆时的最可能的地点应当是这里。二是从地缘上看，崖州的地理、气候最接近南亚；它又同南亚一样，是从中国泉州通向阿拉伯的海上丝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它自然就成了接纳南亚“客迁”植物最方便最理想的平台。三是古崖州的棉花纺织技术曾一度领先全国。中国的其他地方--包括海南的另外几个州--都与伟大的织技革新家黄道婆无缘，而她偏偏出自崖州，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肯定：当中国其他地方都还在探索着如何把“吉贝”这种新奇玩艺变成布料的时候，最先接触它的亚洲人已在相关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并以此哺育了黄道婆，从她带到上海的纺织技术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可以推断，当时，文化昌明的长江三角洲在这方面要比偏远蛮荒的天涯崖州落后得多；其他地区的差距更可想而知了。四是崖州的前身--古振州本来有发达的蚕丝业（“一年养蚕八次”），但此业不久就比其他地方更早地销声匿迹，若不是棉花最先造成的冲击，何至于使天涯人这么早就放弃蚕桑？

又，明朝中叶的琼州籍大学者、大政治家兼经济学家丘?F（1421—1495）曾晚年写过《吉贝》一诗（见《四库全书》收录之《重编琼台稿》）：“吉贝传从海上来，性尤温暖易栽培。富贫贵贱皆资赖，功比桑麻更倍哉。”此诗秉持丘公特有的风格，讲的都是些大白话、大实话，写到了棉花的来历、特性和比“桑麻”更大的功用。它对丝、麻织品的淘汰，也已被对中国经济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的丘公注意到了。

那么，它“传从海上来”的时间，始于何年？笔者认为应是唐朝。因为从那时起，“吉贝”和讹传的“古贝”这两个词，就频繁地出现在中原的古籍中了。北宋苏东坡流放儋耳，某日黄昏与一陌生而豪爽的山民邂逅于市井，并接受了对方馈赠的衣料；苏公有诗（《和拟古九首》之九）记其事，最后两句是：“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可见当时的海南人早已用棉花来织布。比邱浚晚生54年的崖州籍大学者钟芳作《珠崖杂兴》，其中也有“山下小园收吉贝”的句子，苏、钟二人，一个流放本地，一个土生土长，应知棉花（吉贝）与木棉花的区别。钟诗中的“山下小园”当为人工开辟，显然不是野生的、高大的木棉所待的地方。也没有人会愚蠢到动用宝贵的园地，来栽种随处都可以采到的木棉。因中原人士隔山隔海，孤岛的信息又如此闭塞，以至于许多人都把吉贝、木棉都混为一谈了。这种谬误又“出口转内销”，倒过来整“晕”了海南本地的文人，他们也就跟着以讹传讹。还是在广西实地考察过的周去非比较明白。他在《岭外代答》117则“吉贝”中所描述的，正是棉花：“吉贝木如低小桑，枝萼类芙蓉，花之心叶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绵，有黑子数十。……以之为布，最为坚善。”还特别赞赏“南海黎峒”所织的吉贝布“幅极阔”，“间以五采，异纹炳然”、“五色鲜明”等等。可知经过了唐代与北宋的长期的技术准备，到了周去非所处的南宋时，海南黎族先民纺织吉贝（棉花）的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总之，海南传统的衣料有四种，即：蚕丝、麻、木棉和棉花（吉贝）。但在崖州，缫丝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就已经停滞并消亡了。后三种植物成了崖州人衣料的主要来源。不过，根据笔者的调查，客语群并不使用过木棉，也未曾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因为他们迁入崖州时，这里早就引进比木棉优越得多的“吉贝”(棉花）了。用于织布的棉花，大都是自己种植的。在笔者所搜集的传统崖歌中，就有“上岭劈园”，向荒野伸手。钟芳诗“山下小园收吉贝”，大体上也是这意思。这“吉祥宝贝”在荒寂中与天涯农民相伴了漫长的岁月，直到鸦片战争后大量的洋纱拥入海南，被称为“西洋白”的洋布也源源不绝地随之而来，它的种植才渐渐萎缩了。建国后，国产的棉纱和布匹渐多，而海南的耕地又很紧缺，且时有粮荒；只要可以买到布和纱，则再种棉花已无必要。于是，“吉贝”在这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它曾经藉以落脚的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