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引言（二）·译文序跋集》中谈到他在广东中山大学生活见闻时，写道：“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此处“?”，即?人。但何谓?人？

?人即“古巫?人”之简称，亦称蜒人、旦人、蛋人、?人、龙人、鲛人等。关于鲛人，有《晋书·郭璞传》中详细描绘：“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晋朝陶璜认为：“广州南岸周旋六十余里，不宾服者五万余户，皆蛮?杂居”。关于蛋人，则有《惠州志》纪其来源：“秦始皇使尉屠睢，统五军监禄凿河道，杀西瓯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意者即丛薄之遗民耳。”?形从虫，音从蛋，?人概念显然包含一是以水为生，二是逃避统治，三是野蛮无知之人的意义。在清中期之前?人俱被视为“化外之民”，一是不为中原儒家教化，属蛮夷之生民；二是不服中原统辖，散入山林胡海，属于统外之民。

但是?人在社会身份的界定，更主要的来自其生产生活方式。自西周诸侯争霸始，将人口从宗族中切割出来，实行人口登记“编户”归为政府所有，至秦孝公商鞅变法，实行二十军功制，以及“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对人口实行严厉的管控。到汉承秦制，实行郡县制，则将民进行系统化的管理。这其中，由重农意识出发，将民的身份围绕其生产生活进行了等级的划分。农业为正业，农民为社会身份的基准。其上，既能辛勤耕种又能勇敢作战者立功受爵；其下，从事商业等其他行业及不尽力务农者贬为奴婢贱民。由对农民为基准的身份划分，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历史悠久的贱籍。

贱籍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以身份的良贱来确定刑罚的身份基准。在户籍制度上，贱民阶层在户部等人口管理机关中，辟有专门的贱籍。一旦被列入贱籍，则终身和世代被剥夺参政权力，即科举、入仕以及婚配等他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规定。由此，?人自汉以后，很容易以农民为基准取得其社会身份。?人在唐宋以后逐步融入社会生活，但由于其以渔业为生，不以耕种为正，因此，?人长久以来被划为与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等各贱民为一类，也即乐人、罪犯类的怯怜户、仆役、捕鱼、乞丐、妓女与?人被视为一类。到明代则正式以职业划分户籍阶层，设有民、军、匠、灶等户，?户在户籍册上自成一类，户口在户部统计之外，不能与汉族通婚，不许陆居，不许应试。?户从此被政府贬为贱民。明太祖即有明文规定：“设立?户渔户教坊等名色， 禁锢敌国大臣之子孙妻女，不与齐民齿。”

随着?人与社会融合的进一步深入，到明代时，?人已经开始进入纳税体系，也即意味?人贱籍身份的松懈。明祝允明撰《正德兴宁志》详载：“?人者，舟居水宿，网捕为生，语音与土人稍异。国初立河泊所辖之，岁纳鱼课米、鱼油、翎鳔等料，正统间朱令奏革河泊，?民归并下六都立籍，凡三十八户，船三十八，每船纳鱼课米四石余，仍立 其少□小甲以领之。(今“征赋”中犹称鱼课米也。)”到清代?民已经进入教化视域之中。嘉靖《兴宁县志》对?人有非常详实的实录：

蛋人者，舟居水宿，网捕为生，语音微异，其来未详。今其所奉蛋家宫，肖神像，傍为蛇，每年五月五日享神而载之竞渡，以为礼。按《集韵》，蛋，蛮属; 而《说文》谓南蛮为蛇种，故二字皆从虫，亦有以也。其称神云明山汉帝有感大王，不省何说，大帅荒猥耳。又?有四姓:盘、蓝、雷、钟;蛋有五姓: 麦、濮、吴、苏、何，无他氏。国初置河泊所辖之，正统间朱令奏革，以其人附贯下六都籍，仍立其中首甲以领之。初每岁纳鱼课米、鱼油、翎鳔等料，既缀籍，凡三十八户，户一船，船纳米四石，余而 与料皆折银，今犹以河泊所为额也。

到此，?之来源似乎已经很清楚，无论?人、蜒人、旦人、蛋人或?人，按《兴宁县志》，皆因想象?人为蛮夷之蛇种，因此从虫从蛋，意指非人之类。千百年列入贱籍，可想?民历史中生活之卑贱痛苦。?民在历史中一个转机，在雍正帝开豁广东?户贱籍。雍正七年(172年)，雍正专门向广东督抚发布开豁?户的上谕:

闻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为?户，即?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粤民视?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恻。?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着该督抚等转饬有司通行晓谕，凡无力之?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以副朕一视同仁之至意。

雍正后，?民贱籍被废止，开豁?户，意在引导其弃渔从农，消除流窜和暴乱。明代东南沿海海盗猖獗，其中颇多?户。明代新安县(今深圳市)县令周希曜上奏即称：“看得海洋聚劫，多出?家。故欲为海上清盗薮，必先于?家穷盗源。”《清史稿·吴三桂列传》中反复提到吴三桂据云南逆反，受到广东、台湾和海南?户出身的海盗支持，如周玉等名噪一时的人物。雍正开豁?户，实为平定东南沿海夙乱之举措。然而开豁?户，主要措施就是“开垦荒地，播种力田”成为“务本之人”，然而由于耕种受到更为严苛的劳役和课税盘剥，相当多?户仍然坚守水上漂泊的逃逸式生活。

三亚?人来自粤东?人，他们渡海迁移到达崖州大蛋村，近大蛋港，再经过扩散，集中于天涯区南边海、榆港，海棠区藤桥镇以及吉阳区红沙等地。如三亚?民咸水歌传承人郭亚清整理的《祖先漂到海南》，即记录渡海迁移的历史过程：

祖先漂泊到海南，生活条件好艰难。住在水棚茅盖顶，族外称俺?家人。出海捕鱼小救船，风大浪高飘天涯。天不下雨没水喝，遇上台风难回头。?家扑鱼织麻网，麻网易破心惧慌。不晒麻网又怕烂，日日晒网更艰难。?家解放心里欢，建造铁船出大洋。铁船扑鱼大丰产，大风大浪能回头。大海是?家的故乡???娲?切腋５脑慈?丁?/span>

三亚?人较粤东?人有相对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但是，三亚?家毕竟与粤闽?家历史渊源深厚，那么?人长期的历史歧视，对残酷压迫的抗拒，以及在水上生活的逃避，都对?家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同样也深刻影响了三亚?家的民俗文化。然而三亚?家相对自由、轻松的生活，也促使他们更加乐观、浪漫以及理想化的美学趣味。这集中反映在三亚?民咸水歌的逃逸性性和浪漫性之中。

与粤闽?家咸水歌不同，三亚?家咸水歌经典曲目如《水仙花》《渔家哥妹织网又唱歌》等多为爱情为主题，并强调浪漫化的情景描绘。如郭亚清咏唱的《水仙花·青楼悲曲》：“有情酒，斟落无情杯，饮过此杯不知几时回？四海江湖尽在此杯，临行玉手拍下郎要背，去者难分，别者难回。”已经是受到元曲的深刻影响，极尽描绘情事之曲折委婉。与之悲切曲调相比，更多的是轻松愉快的恋曲。如张发结与叶亚体对唱的《哥妹双双渡银河》：“舢板仔你尾翘翘，摇去大船接亚娇，船上有个娇妹妹，今晚约定来相会。”实际上已经较受到海南“三月三”青年男女婚配恋爱的文化氛围的影响。

歌以言志，是三亚?家人表达精神世界之历史的唯一的也是最有力的文化方式。将?家历史及其精神变迁与咸水歌的文化内涵相互比较，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窗口，以示我们在主流文化之外却更能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之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