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伍志洁
盐为“百味之母”,从古至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古时有“盐贵如金”之说,盐作为国家管控的重要物资,可以说是决定国家生死与富强的关键。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年产盐量的变化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
1950年前的三亚盐
说到盐,三亚是历史上著名的盐乡,其制盐历史悠久。
由《新唐书·地理志》中那句“乾元元年(758年),琼山、宁远、振州等县有盐”可知,三亚的盐史至今已有一千两百多年。从唐朝开始,海南盐业被官府控制,盐民遭受严苛的管制,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虽然到了明朝,海南盐业生产的规模、管理制度有诸多的改进与进展,但是产盐户仍是不堪重负,三亚早期的盐业发展受到影响。有数据显示,就明朝时期的临川(三亚)盐厂来看,其产量仅占全岛盐业产量的3.5%,是海南岛6个盐所中规模最小的一个。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海南盐业突破官营一统体制,出现股份制的投资经营方式,三亚盐田也随即迎来了新的机遇。
1869年,广东商人李隆春到崖州榆亚地区考察,召集崖县人合股投资,在三亚港合办“润和漏”盐厂,引进大陆地区已经出现几百年的晒海水产盐法。之后,又陆续有广东商人、海南商人到三亚投资建设盐场,“广州源兴公司派出经理程国桥,用轮船载光洋,用土箕舀钱,投资建设三亚的勤源东、济源、丰源等漏。杨百楠投资建设三亚和丰、源安等漏……文昌人韩高丰先后投资兴建红沙的裕济、合兴中、南、北等14个漏。崖州一位姓白的投资者投资建设红沙的琼丰、源丰等漏。黎水伍投资建设同兴利漏。造价较贵的是海天漏……”(《榆亚别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福建华侨胡子春筹建股份公司,也在三亚港湾建筑大盐田,和前者一样,也采用引导海潮晒盐的制盐方式。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两广盐运使公署在三亚港设置“三亚场”,首次让三亚管理全岛的盐务。
由于三亚建设盐田条件优越,晒盐技术不断成熟,再加上政府采取鼓励措施,许多私人盐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且,三亚生产的食盐品质优良,颇有影响力。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广东省民国政府派遣视察团先后深入崖县、昌江县等地考察制盐情况,他们在考察之后撰写的《琼崖视察团经济组调查报告书》(第五册)中提到三亚的盐场,指出:“盐田集中在三亚、榆林港……单以三亚一区的出产,几占广东全省百分之四十。”由此可见,三亚盐曾在整个华南盐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随着海南盐业的稳步推进,各路商贩或前来投资开发盐田,或参与运销。据《三亚市志》记载,1935年,三亚、榆林、铁炉港的大小盐户有77户,其中榆林港18户、三亚港57户、铁炉港2户。三亚有不少盐贩盐户获利甚丰,小渔村的经济也有了新的起色。
但没过多久,二战改变了盐业发展态势。1939年2月,海南岛沦陷,三亚的盐业发展遭受沉重一击。各盐厂户经理纷纷逃亡,很多盐田无人管理,几近荒芜。日本人掌控其中一部分三亚盐田,但因经营不善,大部分盐田残破不堪,无奈被弃。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亚恢复生产的盐田有72处,但由于盐田又回到封建把头、官僚的管控,盐工受到严重的剥削和压迫,盐业生产受到影响,再加上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盐田受损严重,“1946年遭遇两次风灾摧残,盐田一片汪洋,房屋设备荡然无存,整个盐场成为一片废墟。股东不再投资,单由经理依靠生产收人,以漏养漏,因陋就简,致使产量一落千丈,1947年年产量仅产9万余担。”(《榆亚别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各地相继解放,但海南岛仍处在封锁阶段,海盐外销断绝,盐厂经营不下去,制盐无法正常进行,盐工散伙,生产停歇。
榆亚盐场的兴衰
据《三亚市志》记载,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政府收回私人盐田并集中统一管理与经营。1955年1月1日,组成国营榆亚盐场,为省属盐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榆亚盐场发展的辉煌时期。随着盐场制改,解放前的老式盐田被改造,政府将星罗棋布的私人盐田重新规划到一起,改善外围排洪排淡沟,进行分区储水制卤、分区结晶、分区储运。制盐规模扩大,由块连成片,划分出详细的区域,包括蒸发池、调节池、卤井区、晒盐区等。在生产技术上,榆亚盐场由原先的人力车水改进为风力水车,到了1956-1963年,又利用电力扬水取代人力和风车扬水。在运输上,收盐运盐原用肩担,1964年后改用手推车,1987年后短程运盐翻斗车代替手推车。海上运盐原用帆船,之后改用机船。1985年筹建南边海日优盐自动加工脱水流水线。盐田改造后,其生产条件逐步得到优化,也提高了机械化程度与科学管理程度,不仅节约能源,降低成本,还能集中老卤和苔卤水,利于综合使用。
据榆亚盐场负责人介绍,由于盐田的面积扩大,为了便于管理,当时榆亚盐场还设立了不同的工区,一共六个工区,分别是港门工区(场部附近、白鹭公园)、榕根工区(政府东侧)、月川工区、红沙工区、盐田坡工区(山水国际附近)、驷轩工区。工区里再划分几个小组管理盐田生产。制改后,盐产量大幅度提高,给崖县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据资料显示,当时崖县税收的60%来自榆亚盐场,榆亚盐场成为当时崖县的第二大企业。1952年至1984年,榆亚盐场的年产量超过3万吨,排在全省前三。尤其是1977年,年产量“翻一番”,高达64000吨,创历史新高。谈到这,几位盐场老员工纷纷回忆起之前榆亚盐场辉煌的“战绩”,他们脸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年我们产量上来了,从一月到九月天气都挺好,生产好多盐啊,多到没地方放”“那时候盐场设计储盐的盐仓是3万吨,结果我们那年仓库都爆满了,好多盐只能堆到仓库外面,我们还买来一大堆防雨布遮住,怕下雨啊”,话语间能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骄傲与自豪。
据三亚日报采访报道,直到八十年代前,榆亚盐场拥有着11000亩盐田,其中有9000多亩在三亚市区内,从三亚主城区的月川、商品街、临春河畔一直到鹿回头、红沙、南边海等地都有着大片的盐田。由此,我们确实可以说“三亚是盐田上的城市”。
假设你在那个年代置身于三亚城区,放眼望去,三亚市内几乎都是成片成片的盐田。“满目皆为盐田”的场景确实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你都不知道,在那个流行骑自行车的年代里,如果在三亚的街头巷尾看到生了锈的自行车,那绝对是我们盐场的员工咯,哈哈”。一位老员工一下子想到了昔日在盐场生活的场景,由于盐的腐蚀性很大,铁在这样的环境下容易生锈,所以来往盐工们的自行车经常是锈迹斑斑。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榆亚盐场在生产上依旧保持产量稳定、质量上乘的局面。并且,“三亚盐”在市场上享有盛誉。据盐场负责人介绍,1987年之前,三亚的盐都有销往广东各个地区,甚至还有少量远销到香港、韩国、日本等地。据记载,1990年榆亚盐场产品合格率达100%,3个品种获部优称号,3个产品获省优称号,全年产盐19604吨,产值491.44万元。至此,榆亚盐场的辉煌时期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1992年之后,三亚开展城市改造、城市建设,盐田面积不断缩小,阡陌盐田转眼间已高楼林立,几乎找不到过去的踪影。直到2013年,榆亚盐场仅剩下驷轩分场1000多亩的盐田还在坚持生产。
驷轩分场-“最后的盐田”
这么多年过去了,若不是经历过那个时代或是对那段历史有过深入的了解,人们很难从当前“美丽三亚、浪漫天涯”的城市形象中感受到“千年盐文化”的点点痕迹。
我们甚至还不知道现在的三亚城区,曾经也是“目光所到之处皆为盐田”的壮观场景,而且年生产量曾遥遥领先于省内其他产盐地。由于具备绝对的自然优势,“三亚盐”品质上乘,口碑俱佳,甚至还受到香港、广东等地的热捧,曾在华南盐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为九零后的本地人,若不是亲自去采访、走访、调查和翻阅资料,笔者在这座朝夕相处了近三十年的海滨城市里几乎感触不到“古盐田”的存在。城市建设的速度与日俱增,原先榆亚盐场所拥有的这11000亩盐田(三亚市区有9000多亩)也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几乎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古盐田摇身一变,或成了炙手可热的楼盘,或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或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地。所以,现在想在三亚主城区探寻“古”盐田的踪迹,并非易事。
2013年,我们《天涯华文》曾围绕这个主题,探访了三亚榆亚盐场中仅存的驷轩分场,同时刊发了《三亚盐 回首已千年》一文。当时,我们望着驷轩分场仅存的一千多亩盐田,不禁感慨:海南并不是文化沙漠,这里欠缺的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三亚的盐文化再不保护就要消失了。
当时采访的间隙,能看见蓝天下银光闪闪的盐堆,带着帽子的盐工们在盐田中穿梭来去,辛勤劳作。他们忙碌的身影配上这般纯洁静默的盐田美景,是一种独特的美丽,非常具有魅力,让人联想到千年前的晒盐场景和古老的制盐工艺。
如今,时隔七年,我们回访驷轩分场,再次向盐场工作人员了解盐田的情况。当相关负责人告知我们,目前驷轩分场现在“只剩100多亩盐田”时,笔者与同事面面相觑,心中五味杂陈。我们争相询问是否在这七年里建立相关博物馆或收藏馆?是否有留下过去制盐的老工具等一些承载历史记忆的实物?遗憾的是对方给予的答案均是“无”。我们带着些许惋惜和感慨,再一次来到了三亚驷轩分场,看看这仅存的“最后的盐田”。
采访时是九月,正值三亚雨季高峰期,也是产盐的淡季。由于连日来雨水不断,所以当我们走进盐场时,没有看到如小山一般的盐堆。和七年前相比,驷轩分场四周的楼房增多。原本是盐田的地方已被填满了土,或是铺了路、修了桥,或是盖起了房地产高楼和居住样板房,另一部分则被部队征用,开发成别的用途。
不过眼前纵横交错的土沟勾勒出棋盘式的盐田,依旧还是那么让人眼前一亮。卤井里的卤水如镜一般,清晰地倒映出苍穹与白云,静静地守候着这片蓝天厚土,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我们跟着盐场的工作人员在盐田上走了一会,基本上能看完整个制盐分区,大致了解了制盐的过程。
整个海水晒盐的制盐过程并不简单,这其中要经过纳潮、制卤、结晶、收盐等工序。顺着盐工手指的方向,不远处有个小口子,那是等海水涨潮时,把海水引入储水湖(积水塘)的地方。接着,储水湖的海水通过扬水站灌进蒸发池,进入初级、中级、高级蒸发区,二十几天的日晒后使得海水达到一定的含盐量。若浓度不够,需要进入调节池,当浓度达到饱和卤的时候再进入卤井(卤缸)。然后,等天气好的时候就把卤水打到结晶池里面等待结晶。经过几天的蒸发,结晶池结出大颗粒的腌制盐,人们也称为“原盐”(粗盐),盐工们把结晶好的原盐粑到晒盐区,进入最后的晒盐工序。这些原盐原生态,未经过任何加工,颗粒饱满,晶莹剔透。为了连续生产,保证盐的产量与质量,盐工介绍,制盐的每个环节都必须有序地进行,“要想产好盐,不仅要天气好,还要盐工‘有技术’、‘够勤劳’”。他说,制盐过程需要盐工(组长)实时观察、监督,把控制时间、浓度,“这是个技术活,要多下一点功夫,产出的盐才会好,偷懒肯定不行”。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天下人惟盐丁最苦”的记载,盐丁的工作不仅辛苦,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还长期受到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如今,盐工也被国家规定为特种工,由于长时间的辛苦劳作,男女盐工的身体情况也备受关注,国家也因此提早了男女盐工的退休年龄。驷轩分场的场长告诉笔者,截止到2020年,盐场不再招纳新盐工了。目前场里只剩下二十几个老盐工,他们可以说是三亚“最后的盐工”,等过个两三年他们退休后,盐场从此再无盐工。
盐田的两边绿化不错,一边是成排的椰林,另一边是根系发达的红树林。往红树林的方向走去,拨开树丛能看见一个水塘。据盐场工作人员介绍,那个水塘是榆林港的海水涨潮倒灌进来而形成的,“以前有几次刮台风,海浪冲垮盐田,我们还派人去抢修,很紧急的”,老员工说,当时为了防止台风天海浪冲击盐田、毁坏盐田,盐工们在盐田周边种起了红树林。有了红树林,盐田也得到了保障。
“红树林”这个信息是我们采访过程中的“惊喜”,增加了我们对古盐田“可视化”的印象。没想到,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红树林群竟然与毫无踪影的老盐田有这般联系。聊到红树林,老员工们很是激动,纷纷告诉笔者,“三亚城区绝大部分的红树林都是榆亚盐场的员工栽种的”。据他们介绍,盐场栽种的红树林以临春河为主线,“可以说,现在你们看到临春河两岸有红树林的地方以前就是榆亚盐场的盐田。”,一位员工如是说。“还有大茅河两岸的红树林,三亚河小部分地区的红树林也是,但是像三亚河东从麒麟大酒店到实验中学的红树林就不是我们盐场种的”,另一位员工补充道。
当你置身于三亚城区,若想寻觅或感受一番古盐田的踪迹时,可以把“红树林”作为参照物。看到红树林,就能想象到这里曾经是一片片银白无垠的盐田场景。“红树林”的存在让我们与“老盐田”的距离又进了一步。
对一座城市来说,每一种老文化都一样,最怕岁月的无情,害怕被世人遗忘。于当下而言,那些能将老文化串联起来的人与物是多么地珍贵,一旦某一类消失了,与之相关的老文化便荡然无存。就像三亚的古盐田,虽然有一千多年的法脉,但一夜之间就会断绝,所以如果再不“抢救”,最后一处古盐田遗迹,不知还能留在这里多久,这段历史不知能否继续供后人怀旧。
截止完稿,笔者感慨,许多人爱慕三亚的“容颜”,却鲜少有人沉迷于它的“经历”与“故事”。曾经的万亩盐田,如今仅剩一百来亩。老盐田日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盐文化的延续也成了难解的问题。这座盐田上发展起来的城市,该如何延续盐文化,又该如何拯救一系列正在消失的文化,这些内容都值得我们思考。
盐文化是三亚文化的一部分,理应成为一张鲜活的富有历史韵味的“城市名片”。笔者想,若我们能在保护中建设,在建设中完善文化传承,三亚的文化根脉与乡愁才能真正地被记住,被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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