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彦军

政者正也，指涉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力的确定；治者理也，强调依循规律或条理化解矛盾。政治，用俞可平先生的话，就是关于重要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分配活动。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集大成者是周文王和武王开创的周王朝。小邦周克大国殷而总结出的一个重要政治经验就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诗经·大雅·文王》）。也就是说，当政者德配其位是政治正当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前提。说文曰：德，升也。德字由此可以引申出一系列有关身修和得众的意义。《逸周书·太子晋解》对于何德配何位有段经典的论述：

“人生而重丈夫，谓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士率众时作，谓之伯；伯能移善于众，与百姓同，谓之公；公能树名与物天道俱，谓之候；候能成群，谓之君；君有广德，分任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达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为帝。”

在生存与发展竞争此起彼伏的列国世界里，政治共同体的首要公共利益就是保护合法运用强制力和设法创造感召力的国家制度。国家是文明的铠甲，世界历史上众多文明花开花落，很多都是因为文明所赖以保护的国家灭亡了。国家是文明的铠甲，要使国家成为权力和权威的首要源泉，使它有力量保卫文明，而同时又不会变为利维坦而吞噬文明，这就要使权力和权威必须与共同道德和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偏离共同道德和公共利益，什么样的源泉都会丧失感召力而走到枯竭。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即这里所说的古代君王，首先就要具备集合各类公共利益的品德和能力。这种品德和能力是要在政治共同体里从胄子、士、伯、公、侯、君的循序上升的过程中逐步体悟和锻炼出来的，非此则不能正确体察和掌握时移世易中变与不变的公共利益，更不能合理而有效地集合公共道德，运用公共权力。

“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荀子），人类组成社会和国家，集权是必然的趋势，因为只有集权，社会和国家才会有一个中心和归属，中心和归属明确，社会中人才会各安其位，各求其所，所以，集权的本质并不在于等级秩序，而在于大义名分，而集权的有效性能够得以实现，则一定在于能够分权，在于安定秩序下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孟子说得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国家领导者要具备广德，无所争议地作为国家权力的核心，有效地按照治国规律与行政权属分配公共权力，并得到广泛的信服。而国家得到善治，四方百姓归心，国家领导者就更具有了超乎于单纯国家利益之上的普世文明的合法性。

重大自然灾害是仅次于强敌入侵的国家外部生存挑战，良好的国家制度必然包含有良好的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即古代的荒政体系。周代君王信从敬天保民，奉行德治，从《逸周书·大匡解》看，周代的荒政体系体现出从国家最高权力发起和推动、牵动国家总体性自省与振作的重要特征。

人类创设的任何政治制度都会或慢或快地走到壅弊，其根本就在于制度运转中人心习若无事而日渐陷溺，与本来民情相关联的制度创设的宗旨总会被层层遮蔽。虽然会有觉知者反复提醒或谏诤，但往往只有紧迫而重大的外部危机才会刺醒装睡和真睡的众人。正所谓“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从现有史料看，从周代开始，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就重视天灾对于国家兴亡的预警价值，将荒政作为治国安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逸周书·谥法解》中有“凶年无谷曰糠”，这说明了周代统治者对于救荒事业的重视，及对不勤于民的君王的谴责。

周代荒政程度不同地贯穿于各类年成。《逸周书·籴匡解》记载了国家在成年、歉年、饥年及大荒之年所应采取的方针与措施。大荒之年，也就是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而造成大范围的民众利益损害的时候，君主就要亲自领导，其举措也远远超出了单纯化解一场自然灾害危机的必要，而有着反省既往、振作政治的需要。

《逸周书·大匡解》记载周文王迁都程邑后的第三年，“遭天之大荒”。周国建立了一整套通过职官上报、瞽史采风和君王巡方等多途径迅速汇总灾情到最高统治者的制度。周文王在得知灾情严重等级之后，首先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召集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员和所有职能部门官员开会，全方位研讨施政弊病。

人类政治文明和治理能力的进步不在于能彻底消除天灾，而在于当天灾突降之时能够尽可能减少或避免人祸。西陲小邦周经历代君主积极作为和广施仁义，此时已据有雍、梁、荆三州，并将势力扩展到渭河北岸，逼近渐失天下人心的商朝的腹地，但执政者和众百姓因骄傲而失去警惕、因放松而疲态顿显，恰恰令周国处于十分脆弱的危险境地，若不及时纠治，不要说克大国殷，一场天灾就会把周国打回原形。所以，周文王召开会议，首先就问“罢病之故”；各级官员若不能率先从疲病状态中走出，天灾马上就会表现为深重的人祸。“政事之失、刑罚之戾、哀乐之尤、宾客之盛、用度之费”体现的是治理体系内部的运转壅弊，“关市之征、山林之匮、田宅之荒、沟渠之害、怠惰之过、骄顽之虐、水旱之灾”则表现的是治理能力低下的种种危害。种种弊病必须借严重天灾对人心的大触动而加以矫治，不仅是为应对眼下的天灾，更是为改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制度的枢机在感应，能力的核心在精神。片面强调规则的缜密而忽视政治的参与少有不弄巧成拙的。中国的传统政治治理虽然缺乏现代民主的形式，但其对施政得人心的强调亦催生出种种促进政治参与的机制。君王为国家之腹心，腹心病则血脉疲，腹心复张则四肢通贯。在与众大臣诊断出“罢病之故”后，周文王首先发罪己诏，从情感上打通上下之壅塞，激发官员百姓自查自纠并帮助国家来发现问题。为郑重其事，这场因机发动的全国性纠偏和振作人心行动要上升到国家宗教道德的层面，“告于庙”而伸张祖宗初心，“有不用命，有常不赦”则牢记国家使命。

然后君王和百官以身作则，减膳食，去彩衣，呈现一副励精图治的官场气象，一系列抗灾减灾措施应机铺开。深入受灾乡里，想方设法救治灾情。严厉打击因灾生乱的顽劣之徒，约束和劝勉懈怠懒惰和游手好闲之民，营造人人出力抗灾减灾的氛围。从粮食生产、征纳、转运、仓储和调集、分配等各方面建立起适应灾期灾区口粮保障的机制。即第一时间救人减灾，稳定灾区社会秩序，保彰灾民口粮供应。在壅塞打通、人心振作的条件下，各项荒政应急措施得以有条不紊地落实。

国家治理体系各部分总是环环相扣，荒政作为古代国家极其重要的治国安邦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何况还要借此疏通制度壅弊、振作政道人心，所以，我们看到周文王进一步布告四方如下：

要通力保持交通畅达，商旅无碍，安定大灾之年的浮动人心；

要全力保障货币流通，物价平稳，营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秩序；

要协力保护收入公平，抑制贫富不均，获取人民的凝聚认同；

要从长计议安排生产与消费，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支；

要不忘初心简化礼仪与丧葬，回归创制立法时的敬畏。

在没有可能建立公天下的人民民主制度和最高权力制衡体系的古代中国，良好的君主培养和施政体制就是国家治理有效的根本保障，灭国和天灾的危机就是对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最大的制衡。后一点在以《春秋经》为起点的儒家政治哲学里有着丰富的体现。孔子所作《春秋经》书写西周鲁国十二代君主二百四十四年历史，全文仅一万六千多字，却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而所记地震、日食、雨雹、大水、虫灾、山崩、火灾等灾异之事更多达一百二十二次，其中仅日食灾异便记有三十二次。对于这些记载，只有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才能真正获得正确的理解。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可谓道出了西汉后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高度重视《春秋经》的根本原因。

中国远在周代就形成了理据扎实、实践有力的贤良君主制度，贯通天道的荒政体系则在约束王权的同时常能发挥出政出一门的集中力量克服问题、办成大事的优势。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长时间领先世界，稳固的君主制恰成为广阔中国大地止争息乱、文明繁衍的重要基础，而同时期难以建立稳定而统一的君主制的分裂欧洲则不断在冲突和破坏中苦寻出路。“一统混合，则帝王为贵；列国并立，则教主独尊”（康有为）。当西方诸国经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走出宗教垄断和愚昧，通过全球殖民和资产阶级革命踏上现代化的首班列车，终于跳出中世纪的黑暗漩涡，创立出推动国家走上富强文明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将人类带入到一个历史新纪元的时候，曾经被中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君主制，则随着中国经鸦片战争失败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突然间成了万恶之源。现在思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的激烈反传统思潮确实是过头了，这种过头首先在于不能历史地看待传统的制度和文化，其次也在于对于西方也缺乏真正的认知。但矫枉必过正，我们也可以同情地理解处身内忧外患孔亟中的五四一代人急迫寻求突破的殷殷与拳拳之心。只是我们今天，应该可以从容地看待自己国家的悠久历史，以一种连续而贯通的政治智慧去汲取传统经验、走好脚下道路。

现代中国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不断完善人民民主，优化权力运行，可以比古代中国更好地建设国家、服务人民、提升文明。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的现代国家建设还不足百年，我们的现代国家制度经受的严峻考验还太少，我们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还亟待完善，更重要的，我们的国家治理担纲者的政治德性养成和治理能力培养还没有真正走上轨道。“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再好的制度，没有合适的人去贯彻和执行，比没有好制度并好不到哪里去，同样可能将国家和文明带入深重的灾难中。

真正浸濡现代中国体制又赤诚坦荡、明心慧眼的人，一定能从解读《逸周书·大匡解》中看到，现代中国是从古代中国走来，不管是在民族心理还是在制度建设上，古今中国都有着斩不断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除了要善于借鉴西方国家治理上的优点和长处，一定而且应该要认真汲取古代中国治国安邦的优秀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