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教 齐 爽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民族学院，广东 广州 ）
多来以来，黄道婆以我国宋末元初时期著名的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棉纺织业先驱而著称。关于黄道婆事迹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元末陶宗仪的《辍耕录》和王逢的《梧溪集》中，此后《上海县志》、《松江府志》、《崖州志》等当地志书屡有记载，上海地区目前还留存有黄道婆祠、黄道婆墓等历史建筑。二十世纪以来，专家学者对黄道婆的籍贯身世、命运遭遇、棉纺织技艺的传承创新、纺织机具的改革应用等等，先后开展相关研究。本文拟按时间线索对黄道婆研究所取得一批研究成果略加梳理与概述。
一、二十世纪40-70年代，对黄道婆籍贯、身世、技术革新的研究
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对黄道婆进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是著名文献学家王重民发表于1947年《大公报》的《辩黄道婆》。该文开篇就把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类比嫘祖对丝绸业的贡献。作者认为嫘祖崇拜始于丝绸广泛应用之时，黄道婆崇拜也应起于棉布广泛应用之时。黄道婆的年代，湖广、浙江一带已广泛种植木棉，而文献记载中黄道婆“自崖州来”寓意着木棉的种植是从海南崖州推广开来的，而正因木棉是从崖州推广种植的，所以才流传有黄道婆崖州学艺的故事。又根据《皇元风雅后集的《木棉歌》认为黄道婆的年代，木棉的种植在江南已很普遍，“弹纺机做，田妇村姑，已遍得其法”，黄道婆的创造故事只是一种地方风物传说。该文因有对黄道婆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有否定之意，虽得以收录在《黄道婆研究》一书中，但很少有后世学者注意。
1949年之后关于黄道婆的研究渐渐增多。1954年历史学家冯家?N先生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我国纺织家黄道婆对于棉织业的伟大贡献》一文。作者认为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径人，年轻的时候流落到海南崖州，在当地黎人之中学到运用制棉工具的技术和织“崖州被”的方法。王祯《农书》中所记载的几种棉纺织工具“不必尽是黄道婆传入的，但与她有绝大的关系，有的是由她传入而改制的，有的是传入别地而后改变的”。
1958年历史学家张家驹先生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黄道婆与上海棉纺织业》一文。该文将黄道婆放在上海棉纺织业发展的大历史中进行考察，认为黄道婆传入乌泥径的制棉工具，是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载的“捍、弹、纺、织之具”，“她不但传入制棉工具和方法，同时把崖州被面的造法也传入”。
1963年由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出版，书中提到“松江人黄道婆从黎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棉纺技术和工具”，与冯家升先生、张家驹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即黄道婆是上海松江人，她从海南黎族那里学到的棉纺织技术。由于历史教材的巨大影响力，这一说法广泛流传开来，一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对海南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进一步研究之后，“从黎族那里学到的纺织技术”才被有所质疑。
20世纪50年代另有一些描述、记叙性文章。如1959年出版的由新华社记者康促编著，汪玉山、钱笑绘制的连环画《黄道婆》，将黄道婆塑造为一个“童养媳”，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不堪忍受公婆和丈夫的虐待，将所住茅屋土墙挖了个洞逃出去，在逃难途中上了一艘海船，在好心的水手帮助下到达了海南崖州。崖州的黎族人民帮助她，她在崖州生活的同时也学会了棉花的种植方法，织造被面的技术。“黄道婆不向困难低头，专心的钻研学习，慢慢掌握了被面的设计原理”成为了一个技术高手。年老之后，思念家乡，要把手中的技术带回家乡，造福民众。同时期的《文汇报》也发表了张履安的《童养媳黄道婆革新纺织技术》一文。1978年由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编写出版的《纺织史话》中，极力渲染黄道婆是松江乌泥泾镇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十二、三岁就做了童养媳。她白天割草砍柴，夜里淘米纺纱，做很多苦工还要忍受饥饿，遭到公婆的恶骂和毒打。黄道婆满怀着对吃人礼教的仇恨，逃出家门”。这些通俗读物脱离历史文献，为黄道婆罗织了细腻丰富的故事内容，虽然不能完全算是学术研究，但是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一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纺织史专家在论述黄道婆历史功绩时还采用这种说法。
二、二十世纪80-90年代，对黄道婆的身世遭遇、杰出贡献及江南地区植棉纺织业的变迁的研究
二十世纪80-90年代的黄道婆研究以民族学家及海南籍学者为先导，以上海市政府举办的两次黄道婆学术研讨会为高潮。
施连朱，容观琼两位先生发表的文章，可谓新时期黄道婆研究的先导之作。该文认为黄道婆教人“做捍、弹、纺、织之具”,在松江地区传授黎人擅长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突出地改进和提高了棉花脱籽、弹花、纺线乃至织布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极大的促进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施连朱，容观琼在文中提出的“黄道婆到底向谁学艺？” “黄道婆具体创造了哪些棉纺织工具？”“黄道婆如何推动江南棉纺织业生产发展”等问题也都是后代学人研究的主要问题。差不多同时期，陈光良也在《黄道婆与黎族棉纺织业》一文的结尾评价：“黄道婆不愧是我国历史上发展棉纺织业的卓越的革新家，同时她的形象又是黎汉民族团结友爱、共同创造祖国科学技术的丰碑。” 三位学者在新时期继承了由冯家?N开创的传统，将黄道婆放在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中，将黄道婆的行为遭遇、发明创造看作是黎、汉民族团结友好的象征。
上海县徐汇区华泾镇1989年在原上海县举办首届黄道婆学术研讨会，邀请上海及全国的文化、纺织等各界人士就黄道婆身世、贡献、社会影响及现实意义等展开讨论。1991年 12月初，由上海县文化局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主题，探讨黄道婆革新和传播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后对上海和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和民俗文化产生的影响。这两次研讨会的成果于1994年出版《黄道婆研究》一书。《黄道婆研究》一书兼容并包，正像书“后记”所说的既有史料汇编，也有论述文章。除研讨会文章外还选编了海内外学者的有关著述，注意兼收不同观点，甚至是相反观点的文章，是重要的黄道婆研究著作。
在《黄道婆研究》中有多篇文章值得注意。如《黄道婆的时代和遭遇探索》，文章作者胡道静对黄道婆回归松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元贞年代是元朝的“文治”之世，当时政治上安定宽松、经济上繁荣昌盛、艺术气氛非常浓郁的松江府及富有吸引力。元朝在松江设有“市舶司”，从阿拉伯商队进入中国的补给路线为海南崖州，黄道婆有可能从阿拉伯水手的口中，听到了家乡的变化，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分析黄道婆回归的合理性。开了从文化角度研究黄道婆的先河。
德国学者库恩参加了研讨会，其论文也被收入研究集。文中推测在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可以证实黄道婆发明创造的王祯的《农书》完全得出此结论，传说为她改造的棉纺织技术早于黄道婆的年代出现的。“目前尚未有史料可证实关于黄道婆是纺织专家的中国传说”，黄道婆只是将先进技术传给松江府地区的祖籍，使之变为富庶的植棉区。人们出于对她的感激“将这一经济成功的事实应归于黄道婆的足智多谋的“发明创造能力”。此文一出即引来相当一部分带有强烈民族情感的学者们的批判。容观琼先生也亲自撰文进行回应。
在《黄道婆》研究一书中，还有一篇文章比较重要，即上海县文化馆张乃清的《对黄道婆传说故事的思考》。作者搜集了20篇左右产生于近现代的主要流传于上海和海南地区的黄道婆的传说和故事，故事结构大体相同，描述黄道婆出身贫苦、出逃海南，晚年返乡等。作者认为由于民间传说的变异性特征，“不同的时代，给黄道婆抹上了不同的色彩。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黄道婆的传说故事又不断融入现代意识，“童养媳”一说，就是典型实例。
在《黄道婆研究》一书中除收录黄道婆相关研究外，还对宋元代棉花种植情况、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发展、江南棉纺织业与相关风俗等研究做了收录。
三、二十一世纪，以《被更乌泾名天下》、《黄道婆在三亚》、《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黄道婆文化解读》为代表，对黄道婆文化的探讨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兴未艾。在上海市政府的积极努力下，2006年国务院将与黄道婆有诸多关联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批准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道婆历史活动带来的文化意义再次肯定和提升。“乌泥径手工棉纺织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关注黄道婆文化、黄道婆信仰和与黄道婆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2006年，徐汇区政府和东华大学、三亚市合作主办“黄道婆文化国际研讨会”，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8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黄道婆文化意义、黄道婆革新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进行研讨，会后出版文集《被更乌泾名天下》。
会议发表的论文主要有：东华大学纺织学院屠恒贤教授的《黄道婆文化的特征和内涵》、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刘刚的《定住与移动：文化大上海的发展法则》等。屠恒贤认为黄道婆文化是江南人民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与棉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对生产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黄道婆文化吸收了海南黎族的棉文化的精华，在发展中又撷取了中国传统的丝、麻染织文化的合理元素，兼容并包了多种文化元素，是创新、进取的和谐文化，涵盖技术、经济、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将黄道婆研究提升到文化研究的高度。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刘刚用文化传播与互动论的视角来分析黄道婆在崖州学习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后又回上海推广并革新纺织工具这一历史活动，认为移动与定住的互动是黄道婆文化的历史内涵，并认为“移动催生传播、定住造就创新”，开阔了我们理解黄道婆文化的视野。
华东师范大学陈勤建教授也在会上发表了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场的恢复整合和重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提出，保护“乌泥径被”要重建生态场，要注意营造传承地与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适宜的文化氛围，注意孕育技艺传承人与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适应的文化素养。非物质文化保护，不能只从知识和技艺考虑，而更应考虑该项遗产本身的生态场的恢复、整合、重建。这一观点对海南黄道婆文化建设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蔡丰明《黄道婆与民间信仰》一文中说，古代民众对黄道婆的信仰，具体表现在立祠、报赛，以及创作有关黄道婆的各种传说等形式上。黄道婆信仰具有民间性、地域性、行业性的特点。解放后，黄道婆信仰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黄道婆的形象逐渐由一个地方先贤神变成为一个技术发明与技术改革的先辈，对黄道婆的信仰和形象变迁做了梳理。
2009年7月在三亚市政协举行了“黄道婆在三亚”的学术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了《黄道婆在三亚》一书。与会学者指出与黄道婆传说相勾连的黎族织锦技艺，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三亚市政府建设“三亚黄道婆传说与黎族织锦技艺陈列馆”。在研讨会上，专家们从历史、经济、技术、民俗等多方面提出证据，提出 “黄道婆是三亚黎族纺织女”的新的见解。
而近几年的研究，以中南民族大学谭晓静博士的论文《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沈关宝的《社会记忆及其建构——关于黄道婆的集体记忆研究》为代表。谭晓静阐释了黄道婆从历史人物到行业神，再到科技创新标兵，最终成为被上海、海南两地争夺的文化资源的原因及过程；描述和分析了的黄道婆文化记忆在上海和海南的的不同保存形式、传递方式等。提出应构建一种文化共生互补模式，合理利用有限的文化资源实现各自发展主题的共赢模式。上海大学的沈关宝、杨丽以社会记忆为理论视角，揭示从明清时期民间对黄道婆的神明崇拜，到黄道婆的人物形象参与当代地方社会的旅游产业这一社会记忆建构的历史过程，以有关黄道婆的史料记载、民间仪式、叙事文本等材料为分析框架，探讨黄道婆社会记忆的建构特征、建构机制、内在逻辑及记忆层次。
四、一个世纪以来，集中在黄道婆的籍贯、身世遭遇、历史贡献等方面的研究
黄道婆的籍贯族属：黄道婆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纺织家，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文献目前只能追溯到元代的《辍耕录》和《梧溪集》，围绕这两篇仅有的史料和派生史料，黄道婆的籍贯成为研究者长期争论的焦点。对黄道婆的籍贯，一说为上海松江乌泥径人。因最早的文献《梧溪集》中有明确的记载：“黄道婆，松之乌径人”，冯家?N、张家驹、容观琼等诸位先生在早期的研究中都非常肯定。如容观琼先生认为：黄道婆是一个流落到海南岛的汉族妇女。 但是由于黄道婆的经历横跨上海、海南两地，海南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建构本地文化传统时，部分学者争相认为黄道婆为海南崖州人，甚至是黎族女性。如《黄道婆籍贯考辩》一文从两位最早的记录作者的写作时间、写作原因及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治学态度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陶宗仪的《黄道婆》比较可靠，王逢的《黄道婆祠有序》有失实之处，并且得出“黄道婆，原籍崖州，是位黎族妇女”的结论。另有羊中兴在《黄道婆评传》中对王逢和陶宗仪的记载进行比较，认为“黄道婆，松之乌径人”不能确切地说明黄道婆就出生在乌泥径，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也可推断出黄道婆就是海南人。2009年“黄道婆在三亚”研讨会更是以发布共识的方式认定黄道婆为海南人。三是传说人物，如将黄道婆写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部分的撰笔人库恩博士就认为黄道婆只是一个传说人物。目前来看，黄道婆的籍贯之争，因其文献记载的单薄，在新的史料发现之前，暂且搁置为好。
黄道婆的身份：目前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为童养媳：1957年以前及严谨的学术研究中没有人称其为“童养媳”。1958年后，一些连环画、史话、非学术研究刊物中创作黄道婆的成长历程时，出现黄道婆为童养媳的描述。有些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着墨于突显黄道婆的底层劳动人民身份，强调其幼年童养媳的苦难遭遇，是为了突出表现“下下人有上上智”、“最卑贱者是最有智慧”的阶级斗争观点。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并没有文献记载黄道婆为童养媳，这一观点显然是由于历史文献相关信息的缺席，导致黄道婆的身份人为让位于文学作品包括近现代收录的民间传说。此外，张家驹教授认为黄道婆有可能是宋元时代浙闽农村盛行的类似于摩尼教的一种民教宗教信徒。 库恩也根据《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中的“马道婆”等称呼怀疑黄道婆为佛教徒。
黄道婆的身世遭遇：黄道婆如何去到海南？一是比较常见的为根据传说整理的不堪忍受虐待，偷上了海船，被带到海南崖州。二是《黄道婆的时代和遭遇探索》胡道静对五十年代流传的童养媳逃难说进行了补充，黄道婆“少沦落崖州”的原因也许是跟随宋王朝撤退的路线，流落到崖州。三是黄少年时从江南到海南，和老年时从海南到江南都可能是当时流行的人口买卖的结果。
黄道婆晚年为何返回松江？也有不同说法。除了传统的叶落归根说法外，如陈光良认为，在黄道婆归回松江前夕，在黎族地区爆发了大起义，生活在黎族人民中间的黄道婆遇上这场人祸灾难，不能再过安定的生活，促使她返回松江为故乡的群众传播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另外根据胡道静的考证，在黄道婆老年时代，松江府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已大为好转，跟随阿拉伯商船返回上海。宋末元初的海上贸易和航海技术是黄道婆晚年从崖州返回松江的客观条件。
黄道婆在海南向谁学艺？与黄道婆的籍贯族属问题相比，她究竟向谁学艺这一问题更加缺乏可靠史料证据。在80年代之前，研究者一般认为黄道婆是从黎族人民那里学到的技术。这一观点与当时认为海南地区民族关系非汉即黎和建国后国家推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相对应。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海南民族关系和棉纺织技术的研究深入，又有学者认为黄道婆是从居住在海南的临高人“学艺”，也有学者提出黄道婆是向“海南地区崖州福建汉族移民学习的棉纺织技术”。
黄道婆的历史贡献：黄道婆主要事迹与当地松江地区的劳动妇女一道，突出地改进和提高了去籽弹花、纺线以至织布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甚至是棉花良种和植棉技术，极大的增进了上海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
黄道婆传入了松江地区籽棉去核和大弓弹花的技术，用踏车压棉籽代替了用手剥棉籽，用长四尺的大弓代替了小弓进行弹棉，提高了弹花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首创三锭木棉脚踏纺车，被认定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工具，比欧洲出现的类似纺车早了几个世纪。 提高了松江地区纺纱的效率，被人们称之为“黄道婆纺车”。
黄道婆在制造棉布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她把黎族人民擅长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带回推广之后，松江地区才有发达的棉纺织业的出现，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后世驰名天下的“乌泥径被”。
很多专家认为黄道婆传播了黎族的植棉技术，如宋兆麟推测黄道婆有可能在返回松江时带回了一些棉花种子，帮助当地人改进植棉技术， 而高汉玉认为由于黄道婆推广了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和技术，使当地的植棉业和手工棉纺织业都迅速发展，反而促进了棉花良种的推广。
五、结束语
黄道婆文化丰富的内涵在现代吸引了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纺织史学家进入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并且由于黄道婆出生、成就在上海，在海南地区成长、学艺，也吸引了上海、海南两地的政府部门与地方文化学者的关注。从上世纪至今，研究成果颇丰，随着研究的深入提出、分析、回答了许多问题，比如黄道婆在海南向谁学艺？黄道婆创造、改进的工艺具体是什么？并且很多学者以研究黄道婆为契机，深入的探索了我国棉纺织技术的发展流变。但是由于文献记载、出土文物缺乏，如黄道婆的籍贯、身世等问题或许难于结论。但是不管真实历史怎样，在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过程中，在普通大众之中形成了诸多共识，如黄道婆是一位出身贫苦的女性，她曾经到过海南、并且向黎族人学习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如此认知经过时间的沉淀，很难从大众的记忆中抹去。而对海南、对三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历史文化记忆。正像迪士尼可以借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传说故事来构建自己的电影王国，丰富自己的电影人物形象一样，三亚可以利用这一普通民众的常识记忆来构建自己的城市文化和旅游文化。在文化资源的利用开发过程中，共生、共享、共赢是最佳的选择。上海和海南两地没有必要争论黄道婆文化资源的所有权，如果黄道婆没有“崖州学艺”的经历，恐怕其故事的传奇曲折性、人物形象的独特魅力、杰出人物的创业创新精神会大打折扣；而对于三亚来说，正是因为黄道婆的来而复返，创造了松江“被更乌泾名天下”，黄道婆之“沦落崖州”才更有意义。如今我们共同纪念黄道婆，最重要的是学习、传承、弘扬黄道婆的精神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作者：张太教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博士；
齐 爽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专业硕士]